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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老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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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红格勒回忆 作者:张立明  

2017-03-27 08:06: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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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格勒回忆

张立明

我是第一批到红格勒军马场的沈阳知青,19709月来到位于锡林郭勒草原深处的红马场,这里成为我们锻炼成长,至今境虽迁、情未了的地方。

难忘的水利大会战

初到红格勒军马场,我们八十多人的新兵连,直接参加了水利大会战,从场部到好不得泉铺设一条引水管线,用于解决场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及两个连队200多人生产生活用水。要在短短两个月内挖通长逾5公里,深2米,底宽0.5米的管线,当时没有任何施工机械,全靠锹镐等简单的工具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在这场体力透支的劳动中,每个人都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那个年代大家都把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做为精神支柱。一班是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集体,班长陆立明带领全班每次都抢在前面,专打硬仗,姜明星等人表现最为突出。二班长王本勤是沈阳11中学的高中生,带领全班拼体力一点也不含糊。其他班的战友也不示弱,干起活来争先恐后,涌现了很多模范人物,周玉华、吕德生、赵荣海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当时在四班,班长徐振生带领我们10名战友,每天都超额完成预定任务,尤其是张宝文苦干实干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大家。徐振生比我大一岁,总是像大哥似的关心和照顾我。场里考虑到我们体力消耗大,每月把粮食定量补到75斤,就是这样有的战友也不够吃,有一次,吕德生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还觉得没吃饱。

大家在干活时,渴急了就到附近的水沟里用手拨开水面浮着的小虫儿,捧起水来喝,也许是年轻体力壮,也许是草原上没有污染,竟然很少有人拉肚子。每天干活汗流浃背,停下来冷风一吹,又觉得透心凉,却很少有人感冒发烧请病假。

记得927日我得了阑尾炎,场里用车把我送到阿巴嘎旗医院。医生检查后原定第二天手术,恰好遇到一个沈阳老乡宁常珍医生,经她仔细复查,认定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可以保守治疗。但是手术方案是军代表定的,她不敢违背,只能由我自己出面表态不同意手术。国庆假期医院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可怜兮兮地躺在病床上。由于体力消耗大,我体重急剧下降,住院时称体重,一米七五的身高只有50多公斤,疼痛无助和忧虑伴着我过了一个国庆节。节后,医院的军代表徐指导员来看我,听说我反对手术,给我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之后唠叨几句悻悻地走了。我出院后又回到会战工地,一直干到会战结束。

回想起从沈阳出发经北京到宣化、张家口、大同、集宁,换车到赛汗塔拉,再坐大卡车去马场。一路感到新奇而兴奋,女列车员一报站名,大伙儿都要笑一阵子,什么大陆号、土牧尔台、乌兰花、朱日和、……大家心里都憧憬着美丽的草原,可是愈走愈荒凉。那时候既想家又怕回家,冬天坐敞篷大解放300公里的行程,尽管有皮大衣、毡靴也是冻得透心凉。家长们都热切盼望着及时得到孩子们的信息,我们到马场第一件事就是写信报平安。从邮戳上看,每封信都得走六七天,家长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只是更加牵挂。我爸为我着急上火,牙疼拔了一颗牙,妈妈怕我受凉,用棉花和布一针一线地缝了个棉垫,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新兵连最高兴的是发工资,农村知青两年没见过钱,我们月工资是37.95元,第一个月发双月工资,当时那是很大一笔财富啦!由于临近八月十五,花了0.3元买了两块月饼过中秋节。来时包行李的塑料早已破损,又花8元买了一个棉毯包行李,去掉伙食费,剩下60元寄回家,父母很高兴,又添钱买了一块天津产的五一牌半钢手表,这是我平生第一块手表。

三连的艰辛历程

随着水利大会战胜利结束,新兵连的使命也已完成,战友们陆续分配了工作,分配到场部机关的人很少,大部份去了各连队。我被分配到离场部六十多公里的三连,这里原是查干诺尔公社的一块草场,成立三连后,新盖了几排住宅和一个兼做食堂的礼堂。连部的东北角有一口大井,距离三连北部1.5公里处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子叫查干诺尔公社。设有卫生院、商店和邮电所,那时候打电话要等几天才能对上话,所以电报成为我们的首选。时间长了和邮电所大哥熟了,我们就拿几张电报纸和封皮开始恶作剧。电报是由四个数字为一组译成一个汉字,我们和一个昌图来的战友班继承开玩笑,带回电报给他,内容是“速回家,订婚,父”。他看了几遍,半信半疑,直到大家忍不住一起大笑他才恍然大悟。刚到三连时我在二排仍然是四班,班长叔国良是昌图还乡知青,比我们年长几岁,颇有兄长之风。锡盟的春天充满生机,草原一片绿色,百灵鸟在天空忽上忽下叫个不停,老职工告诉我们,那是大鸟在找食喂小鸟。百灵鸟繁殖很有趣,四月份下四个蛋,五月份下五个蛋,小鸟孵出后不能飞,长大点刚能飞时,飞不远就得落下来,听说有内地人来收小鸟,因为只有小百灵长大才能叫的好听,大鸟抓了也没用。虽然骑马和步行能抓到,但我们也没人去抓。在万物复苏的春天,不刮大风的日子,到草原上走一走转一转,吸点儿草原上的新鲜空气,才是真正的踏青呀!

几个月后我调到机务排,机务排有四台东方红链轨拖拉机,两个胶轮拖拉机,一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一个车床,一个铁匠炉,有一部5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每天发电到晚上十点,连里安排了十来个人当学徒,其中欧阳武学车工,张忠和学锻工,王铁生学开康拜因,张长春、王利奎、刘兴利、杨春昌、周树森和我学开拖拉机。学徒的月工资26元,不享受探亲假。我觉得自己年轻,当学徒能学习点儿技术,所以很高兴。机务排原来开链轨车有七八个人,有的是1969年从山西大同和原平来的知青,有的是马场职工子女,其中有两个女同志。排里指定两名师傅带我们,刚上车时都是助手,熟练后才可以做顶班驾驶员。开拖拉机耕地很不容易,草原上地势平坦开阔,一条垄就有1500米长,第一犁打墒技术要求很高,需从座位到水箱角看地对面的小旗三点成一线,只有墒打的直,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1972年,有一次拖拉机牵引康拜因收割小麦时,王师傅开车陷进泥里,好一会儿出不来,大家都挺着急,关副连长叫我去再试一下,我没有多想,就把油门加到底,挂上一档,慢慢抬起离合器,稳稳地把车牵引出了泥洼地,当时自己心里挺高兴,只听王师傅嘟哝了一句“小张学成喽!”一看他的脸色,才知道闯祸了。由于平时关系好,王师傅并没有为难我,过几天也就过去了。后来领导派我去开推土机,那是个累活,前进、倒退频繁换档,不停地踩离合器,两三天裤子的屁股部位就磨坏了。不开车时又不能坐车上,因为前进、倒退,一折腾还得晕车,亏了那时候年轻,一切困难都过来了。

距离三连西北面七八里远的地方有座小山,“9.13”事件后第二年,部队在那里建雷达站,有一个连驻守,部队向三连求助,请我们帮忙用推土机在山头推一块平地。那两天我们还在半夜里赶上了一次行动,不知道是演习还是外蒙苏军有情况。连队的新兵有一部分是沈阳东陵区的,老乡相见十分亲热,团政治处一名干事下连队,我在他床头上看到一本书叫《俊友》,看来是一个文化底子比较厚实的干部。雷达站上的生活也很枯燥,我对老乡说:“你们当兵也就是三年,复员后想着来看看老乡,我们可是这里的老人啦。”

机务排的宋炳恒师傅是从黄城子军马场调过来的,在技术上比较全面,教我技术也很耐心。我对宋师傅很尊重,不懂的就经常向他请教,所以进步很快。在师傅们的带动和影响下,我不但努力学技术,对车辆保养也非常认真。在马场工作几年,我从来没有用过护肤品,但是我的车却是擦得最干净,保养最好的。春天的风沙大,拖拉机在一团团沙尘中行走,干式空气滤清器一会儿就落满尘土,两三个月下来气缸就磨出一道楞子。我们一下车,鼻孔两旁和嘴角都是细细的灰尘,拖拉机排气管发出的巨大噪音让耳朵一时失聪,什么话也听不到,只有靠手势互相交流,过两个多小时才慢慢恢复,所以有人说开拖拉机的人老了耳朵都背,好在开车时间短,倒也没落下毛病。

那时候为了深耕,把五铧犁改为四铧犁。拖拉机深耕破坏了草原的植被,连深层的一些芦苇根都翻上来晒死了,今天回过头看,虽然种粮减少运输,希望马场自给自足,但却使原本退化的草原加剧了荒漠化,后来的退耕还草是对的。我们当时翻地还能经常看到刺猬、野兔等小动物,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当地老人说,七十年代后,锡盟降水量比过去减少了很多,草原沙化越来越严重,香港一个电影公司曾在三连附近拍外景,取景就是一片荒凉的草原。

机务排的车库是大家玩牌的地方。每到冬天的晚上,十点钟发电机一停,几个电瓶串联上,灯光很亮,就开始玩扑克,行话叫“剥”。我只是看他们晚上一玩一夜,精神头挺足的,一夜输赢也有上条的烟(他们以单支香烟为单位),用这种方式打发夜里的时间。我的哥们欧阳武从来不抽烟,但玩的瘾头最大。农业连队的冬天和农村一样冬闲,没有任何效益,如果计算成本,军马场肯定是亏损的。内蒙草原的冬季寒冷,我们都领教了,听说东乌旗有个风口,能把牛的脑浆冻凝。1973年冬季,当地一辆拉鱼的解放车陷进一条小沟里,折腾挺长时间出不来 ,到三连来求援。如果夏天轻而易举就可以拖出来,但在冬季就不容易了。因为冬天拖拉机不用出车,一切都按夏季使用的0号柴油加满油箱来保养,隆冬时节使用车辆必须用-35号柴油。拖拉机在车库启动都很难,走到外面就更难了,冬天手一接触铁器就会被粘住,用手动泵排气又非常费劲。蒋排长说我的车况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折腾两三个小时,浑身都冻透了,才把车打着,但四个缸只有两个缸工作,冒着白烟缓缓开动,当我们把这辆车拽出来时,已是后半夜了。司机千恩万谢,我们抓紧返回,担心0号柴油冻凝了把我们也扔在半路。

游牧民族分冬、夏营盘。我们那时冬季取暖的炉子都烧羊粪砖,开拖拉机到牧民的换季营盘去拉,有时候捡到牛粪就更好了。弄点柴禾得到很远的沙窝里割柳毛子,仅1971年冬天农工三排去过一次,据他们讲,一到柳毛塘边上,信号弹如影随形,不时在他们周边升起,弄得大伙儿心里发毛。去的时候带着枪,后来枪支走火打伤了一位战友,从此再也没人提过打柳毛子。现在看还对了,草原沙丘长出那点柳树很不容易,砍完又得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去过蒙古包,他们把稀牛粪摊在地上晒干烧用。一个蒙古袍子兜粪、擦碗通用,他们烧的奶茶一般人享受不了,大茶砖大梗子,炒米里有沙粒,放上奶渣子,一股酸味,只有蒙族人能咽下去。当地人一到四五十岁都是平头,是男是女,多大岁数很难分清。

在机务排时,我们时常带上大扳手,到拦河坝打开闸门,放一阵水再关住,然后到水里抓鱼,一会儿就能抓一水桶。也有人用瓶子装上炸药到河里炸鱼。有一年机务排用一个拉网捞了很多鱼,吃不完就放在屋顶上晒干。我在阿巴嘎旗医院认识的老乡宁常珍大夫,1971年时也调到查干诺尔公社,她和爱人梁震大夫都毕业于医学院,梁大夫负责X光,人品非常好,“文化大革命”中,因被一同事接发他收听苏联电台,因此遭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宁常珍毅然与梁大夫结婚,他俩的爱情故事令我非常感动。我几乎每周都上他家坐坐。他们看我孤身在外,非常同情关爱,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想着我,我也庆幸在几千里之外遇到了可敬可亲的大姐姐、大哥哥。同年317日,经欧阳武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在遥远的异乡,工作学习的劲头更足了。1972年就成为顶班驾驶员,1973年当上了车长,在师傅们的帮助下,从学徒工逐步成为技术骨干,工资也涨到47.15元。

1971年底,离三连十几公里的查干诺尔渔场冬捕缺少劳动力,向三连求援,我们有了用武之地。这是一个年产95万斤鱼的渔场,由于长年水温较低,这里的鱼肉质鲜嫩,当地蒙古族人又不吃,因此外销量很大,连驻军部队都来买。当时价格是外销每斤0.16元,内销0.08元。我们被分到各组负责凿冰眼,每人一个大钢钎,每隔十米凿一个冰眼,然后在冰下走杆子下网,出口用马拉铰盘起网。记得我们第一天就捕了两万五千斤,直到太阳下山才拉完。虽然很辛苦,大家却非常高兴,挑几条大鱼拿回宿舍放上盐、花椒用脸盆炖来吃,味道鲜美,第二天接着吃鱼冻,回想起来真是难得的美食。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吉林省查干湖的冬捕,我自豪地告诉孩子们,40年前我就干过这样的活!

军马场有苦也有甜,在那物资短缺的日子,物价也比较低,买只羊才11元,羊皮可卖7元,小肠可卖0.7元。一头牛40元,牛皮可卖20多元,牛骨可卖六七元,还能熬两盆牛油够一冬食用,牛头、牛蹄子就扔掉不要了,河北来的民工在春天开化后还到处捡来吃。后来民工们发现黄鼠,就四处寻找,抓到后取出内脏,放点盐和花椒粒,包上泥用火烧,熟了就是一顿美餐。1972年冬季雪大,草场被雪覆盖,俗称白灾。牲畜很难吃到草,不少体弱的牛羊因体力不支而死亡,不少小羊羔因为大羊没有奶活活饿死了。那年春天,在我们三连周围的草地上,死去的牛羊随处可见。

那个时候的军马场食堂都是大米、白面,缺少蔬菜,冬天只有冻白菜、胡萝卜。军马场的四周都是荒原,方圆百里没有人烟,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男女比例失调,几十个人里仅有几名女性,大龄职工为择偶伤透脑筋。1973年,赵力从山东老家带来了媳妇,在食堂做饭的宋士新迎娶了我们机务排的丁淑芬,丁淑芬很朴实善良,比我早上车一年,是我的师姐。我的好友李宝兴象棋水平威震全场,酷爱下棋,曾赢得棋艺高超的王跃师傅把棋盘都从窗户扔了出去。开始时宝兴说下不过我,不和我玩,等到他回沈阳后,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我俩是邻居,两家老人关系非常好,他妈是居委会干部,宝兴痴迷象棋,探家时妈妈总催他找对象,他对我说:“你看我妈像我大姐似的,一天到晚就磨叨这点事儿,烦死了,我得早点回马场下棋去!”

1972年春节,我第一次探亲,从19709月离开家也一年半了,父母见我强壮了很多,又听我讲在马场生活的不错,很放心。当时沈阳市民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猪肉,牛羊肉只有回民每月才能见到一点儿,我带回的牛羊肉,更让全家人高兴。一天王洪河等几个三连的战友来我家串门,他一时兴起,把军马场的荒凉、偏远、交通不便、白毛风雪,回来坐敞篷大解放颠簸七八个小时才到火车站……种种艰辛一股脑儿地全倒了出来,边说边唉声叹气,一下子把我妈弄得崩溃了,做的菠菜汤里想放点香油,却倒了醋……从那以后,对我担心和牵挂成了她老人家的心病,好长时间一想起我就睡不着觉。我去过朱刚家,他是独生子,父母的牵挂比我妈更甚。

1972年夏天,连部要修一个打场的场地,派我开链轨拖拉机去湖边倒运沙子,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渔场的查干诺尔湖边。我们搭上帐篷住下,晚上下雨打雷时,大伙还觉得挺新鲜。湖边草地上生长着很多沙葱,我们挖下来放点粉头蒸包子非常好吃。这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野营了三个晚上,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依然惬意。

在那个食物短缺的年代,国家没有立法,人们纷纷利用各种方式猎杀野生动物。红马场和附近的部队都曾组织人员开着卡车拿上枪支,一夜就能打一车黄羊,平日里开车的司机见到黄羊也拼命追赶,弄得黄羊四散奔逃,有的甚至跑到外蒙去了。我亲眼看到被打死的黄羊圆睁双眼,像是在质问苍天,为什么人类这么残忍?草原上的狐狸最狡猾,它们的智商有时候比汽车司机还高。1972年的秋天,我坐在解放车上,亲眼目睹了狐狸和汽车司机的较量。一只狐狸被大汽车穷追不舍,当汽车冲下一个大坡时,狐狸返身向上坡冲,待汽车掉过头时,狐狸早已没了踪影……

在三连的那几年,由于气候不好,连里的农业收成很差,春天播种后干旱少雨,大风抽干地里的水份,种子迟迟不能发芽,秋天霜又来得早,庄家不能成熟。更可怕的是大风,一刮起来人走路都困难,为防止火灾,食堂和住宅都禁火,不能做饭。与当地牧民争水矛盾也很突出,牧民经常把牲畜赶到地里祸害庄稼。1973年夏天,当地老乡还以搞演习为名把我们的小桥给拆了,那天晚上,我开车经过时多亏发现的早,才没有出事。红马场地处锡盟深处,草原沙化严重,农业生产环境恶劣,发展难度大。可是马场已投入大量资金,修了拦河坝、干渠、支渠等设施,没有退路,只有干下去。1973年夏季,场里组建平地连,到三连平整土地,增加可耕种面积。三连成立前,在离连部七八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废弃的饲草基地,留下一排破旧的平房,这次有了用场,住上几十个人,给这里增添了活力。我的东方红60推土机也有了用武之地,经过两年实践,我的开推土机的技术已很熟练。中午不休息,加快了工程进度,吴连长很高兴。

在全国知青大批返城后,得知一起插队的知青陆续返城安排工作的消息,马场员工思想波动很大,后悔和无奈笼罩在人们心中,再也没有新兵连的激情了。平地连结束时,大家一起会餐,白酒、红酒一醉方休,我喝了两瓶红酒,半夜起来吐了,第二天早上看见马国金问他喝的咋样,他没等说话张嘴就吐了。会餐那天是饲草基地最热闹的一天,喝酒勾起了大家的心事,都在为自己的后路发愁,在那种状态下,差不多全喝醉了,早上都无法按时起床。场部的大解放拉走平地连的弟兄,三连的战友们依依不舍,今天回想起来,马场的确是个大学校、大熔炉,弟兄们都很真诚,在知青返城的大潮里,大家同呼吸,共命运,都在热切盼望着早点返回家乡。

如今,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见面了,但我心里一直惦念着这些兄弟们。记得1972年春节前,三连和马连的弟兄们一起回家探亲,二十多人形成一个团队,在集宁换乘包头到北京的89次列车时,人多很难上车,姜明星和另一个战友守着一个车门,让弟兄们上车后他们才上车。爱马场的同时我们也爱家,每个战友回家都没少给家里带牛羊肉。七十年代的塑料又厚又脆,导致在火车上大家的旅行袋都不时渗出血水,由于弟兄们人多心齐,火车上从来没人为难指责我们。

再见了,红马场

19748月,上级给红马场两个上大学的名额。基本条件是22岁以下,团员,未婚。我有幸与韩德胜一起离开工作生活四年的红格勒军马场,上了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我是文革前的初一学生,文化底子薄,理化和外语基本都是空白。要在半年时间里赶上,付出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虽然下乡当了知青,后来又来到军马场,但学习的渴望始终没有放弃,终于盼到这次深造的机会,圆了自己的梦,因此学习非常刻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经过组织培养,逐步成长起来,1978年调辽宁省畜牧局,1983年调辽宁政府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省政府党组秘书、省领导专职秘书,从学校到机关再到企业,实现了大跨度转变。于2012年在中国联通辽宁省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岗位上退休,开始了夕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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