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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文集】—— 生死离别1974  

2016-11-19 13:55: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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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离别1974

早上刚到班上,工资科的劳资干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妻子的调令和户口迁移证明均已批下来了,让我去取。我取回来后就和本部门的领导请了假,启程回阿巴嘎旗搬家。

1981年的初夏的某一天,我和妻子、女儿登上了第89/90次列车,在一节硬座车厢内找了一个三人座的位置,把7岁的女儿让在靠窗户的一侧,哄着她看着火车徐徐的向着北京方向行进着。看了一眼妻子,她有点疲惫。估计是从阿旗坐车到赛汗有点累了。好在我们此次搬家的东西不多,除了两辆自行车和一个外面糊着报纸的木板箱子外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加之是提前一天办理了零担托运,此次旅行还是比较顺利的。火车在草原上奔驰,向着离草原越来越远的方向行进。我深知这是一次难以割舍的诀别,这是一个怀念亲人、思恋家乡的我作出的并不太情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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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的夏天,经插队所在的生产大队推荐,我于9月的某一日在沈阳登上了西行的列车,经北京换乘第90次列车到达了赛汗塔拉,次日又乘坐吉尔130卡车到了红格勒军马场,从此我结束了农村插队的生活,开始了草原上漫漫地人生征途。

我在红格勒军马场生活工作了4年多,也是唱着那旋律优美的“我爱马场啊,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我的家……”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的,我一个普通农工找到了一个不嫌弃我的牧羊女,开始了我平平淡淡而有富有生机的生活。

火车呼啸着向着离草原越来越远的方向奔跑,我看着女儿可爱好奇的眼神,又看看似睡非睡的妻子,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啊,没有什么比家更温暖,没有什么比亲情更珍贵的了。女儿问我,爸爸,咱们这是回哪个家啊?还回不回阿旗啊?我告诉她,咱们这是回一个新家,一个你没有见过的家,这个家一定是你喜欢的新家。

我的女儿叫徐凯,名是马场战友唐福祥给起的。她是1974年6月25日在阿巴嘎旗医院出生的。她从小体弱多病,但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又很懂事的好姑娘,她1992年高考时正值国家高考试录取制度改革的第一年,分数线进入了当时国家重点大学的自费分数线,和公费的一类专科分数线,她为了减少家庭负担,坚决不进重点大学,填报了沈阳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现在的沈阳工程学院), 在电力系统通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某供电公司做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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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冬天,我们一家三口人去白银库伦探望岳母,途经北京留影)
工作期间又报考了沈阳航空大学的专升本函授学习,1998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1999年取得工程师专业职称,在某供电公司通讯部门专职负责技术工作。女儿是我的心尖,也是我们的心头肉,更是我和妻子爱情的结晶。但就是这个家庭,曾经在1974年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历练,突如其来的变故,险些给这个家庭带来家破人亡的毁灭灾难。

1974年春节过后,冰雪融化,阵阵春风带来了丝丝春意的温暖,农田平整及春季施肥开始了。农工们每天都坐着马车或拖拉机到饲草基地农田劳动。怀孕已近四个月的妻子和大家一样,也是每天坐着马车在饲草基地和三连连部之间颠簸着,我当时真得怕出什么意外,就劝说妻子是不是找领导请个假或是干点别的,可别出生什么意外啊。倔强的妻子说,哪有怀孕就不上班的规定啊,没事,我多注意点就是了。就这样,她不顾自己近四个月的身孕仍坚持参加农田劳动,结果意外还是发生了。

妻子先兆流产症状出现后,在连部张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又到查干诺尔卫生院求医,采用注射黄体酮的保胎治疗。住在白银库伦军马场的岳母不放心,也从白马场赶了过来照顾自己的女儿。经过治疗后,因药物和妻子的身体情况特异等综合反映,妻子又开始出现血压上升身体多部位水肿等不良反映,而且越来越严重。到了6月份,妻子的浮肿也穿不了鞋了,血压高的也降不下来,经张医生和查干诺尔卫生院的梁医生诊断后,认为是妊娠不良综合症状的反映,需要入院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6月24日中午,经过张医生与连部领导和场部医院院长云大夫的沟通、汇报和请示后,场部派决定派车送我们到阿旗医院救治。危难之时连里借给我70元钱,张玉萍、张喜才等战友许多战友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后,给我凑了一百多元,总算解决了住院费用不足的燃眉之急。

下午4点左右,吴师傅的小车到了,我搀扶妻着妻子和岳母赶紧坐上小车,快速直奔阿巴嘎旗。

三连距离阿旗约70多公里,到达阿旗医院已是下午五点了,值班的医生看了一下情况,就给办理了入院手续。我们在病房时,正赶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在病房巡诊,通过交谈,得知这名医生姓杜,是内蒙医学院毕业的,家乡是辽宁省锦州市。因为是老乡异地相遇,自然显得比较亲近,她就又给进行了一次检查,检查后对我说,情况不太好,胎儿有可能要早产,这时又进来了一个男医生,杜大夫对他说“老王,这位患者是咱们老乡,有可能要早产,你再给看看。”原来这位男医生姓王,是杜医生的丈夫,他们是大学时的同学,是鞍山人,也是辽宁同乡。王医生说,情况不好,又问我,为什么不早点来,我说,请不下假来。王医生说,都这样了还请什么假?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说完后,还瞪了我一眼。他吩咐两位在场的护士说,每二十分钟量一次血压,看一次眼底、测一下脉,做好记录,发现异常到我家敲窗户。同时交待说,这间病房不准再安排别人了,这个患者需要一级护理。王医生让我放心,我送他离开医院时,他还特意让我到了他家的窗前,指了指说,这就是我家,有情况不管是几点,你就敲我的窗户。

送走了王医生和杜医生后,我们回到病房,用煤油炉热了点带来的剩饭对付了一口,我和岳母就这坐在床前守着。

到了次日早六点多钟,妻子开始肚子疼,估计要临产了,我就去医院后边王医生家的窗户下敲窗户,王医生和杜医生很快就到了病房,王医生说,估计不会太顺利,大人和孩子我也没有把握全保,请你拿一下主意,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他这一问,可把我难住了,怎么回答啊,我憋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见我这个样子,就说,我替你作主了,保大人。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折腾,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孩子降生了。王医生和杜医生从病房走出来和我说,看来还是不错的,大人孩子都没事,就是孩子体质不太好,太瘦了。我们先走了,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你再喊我们。

王医生和杜医生走后不久,大约上午8点30分左右,突然进来一个医院的护士领着一个陌生的人来找我,问我是不是王青的女婿,我说,是啊。我们走出病房后他说,“你岳父今天早晨因调教生马时,不幸被马踢中了头部,现已死亡,我们是来接你岳母回白马场处理后事的。”,接着他又说,“这个事先不能告诉你岳母和你的妻子,否则她们可能是承受不了。”我就按照他介绍的情况与要求,把岳母从病房里叫了出来,说岳父现在有病,住进了军马局医院,需要你回去护理,你赶紧走吧。岳母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她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女儿和外孙女,自言自语地说,“人没了,要不不会来接我的。……”就这样,岳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阿旗,返回了白银库伦。

岳父王清,是白马场七连我的同学马锡荣任班长的马班的马倌。因为给别人调教生马时,被马扔了下来,又踢中了头部后死亡。后来按工亡处理,享年54岁。

妻子见母亲匆匆离去,感到情况严重,我和她说,没事,可能是年龄大了受了点凉,你就放心吧。(就这样我把这件事瞒了很长时间才告诉她)。

送走岳母后不长时间,大约是九点多时,我问妻子感觉如何,但问了几遍都没有任何反映,我碰了她一下,依然是没有反映,我感觉情况不对,马上出去找王医生,不一会儿,王医生和杜医生都来了,过来一检查,说流血太多造成的,但没见哪流血啊,再仔细一看,按了按妻子的腹部,大量的血流了出来,王医生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让杜医生马采取急救措施(打强心剂输氧等程序),就急匆匆地走出了病房。王医生原来出去是找血源了,当时的旗医院没有血库,正赶上旗医院正在举办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他就把情况和班里的学员们说了,动员他们为危难病人输血,经检查血型,他找来了十多个全部是O型血的蒙古族学员,给我的妻子输入了1000多CC新鲜的血液。暂时把老伴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紧接着,王医生又打电话找他的老师,请教下一步的解决办法,恰巧,王医生的老师包教授,当时正带领部分学生在宝昌实习,包教授了解到具体情况后,立即决定从宝昌赶赴阿旗。就这样,王医生和杜医生夫妻二人一方面为妻子输血,一方面采取控制措施,制止了子宫的大出血。到了下午14时许,包教授到达了阿旗,他顾不上休息,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了宫颈缝合手术。彻底解决了大出血的问题。妻子得救了。

又过了一宿,到了6月26日,我就开始了对妻子和女儿的全面护理,喂完妻子,再喂女儿,然后再洗尿布,再给妻子洗涮等,就这样我们在阿旗的病房中渡过了这不平常的半个月。这半个月,我真正的知道了什么叫母亲的伟大,什么叫为人父母的责任,什么叫养儿育女的含辛茹苦。

为了感谢王医生和杜医生的救命之恩,我们在后来有过多次接触和来往。在我们离开医院时,我们委托王医生,为抢救我妻子无偿献血的十几名蒙古族兄弟姐妹们送去100元营养费,以示感谢。

我和妻子是患难与共的伴侣,我们在草原相识,我们在草原相遇,我们共同走过了生死离别的1974,一起踏上了这新的征程……。

第89/90次列车继续在轰鸣声中前行,随着夕阳西下,天渐渐黑了下来,看着女儿和妻子如入梦乡的面容,我又想起了刚来草原时的情景,那时的我是一个知青,一个20出头的单身汉,而今的我,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妻子的丈夫。想到这风风雨雨的11年,33岁的我既感到幸运,又感到有些心酸。我在草原生活了十年之久,这里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有危难之时挺身相救的兄弟姐妹,我妻子的血管里至今都流淌着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血液,阿巴嘎旗草原永远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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